面对可能在亚洲一些国家出现的变化，市场已经做出了快速反应。
参见：家杰米·里金夫：《零边际成本社会：一个物联网、合作共赢的新经济时代》，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1-24页。前者如保险公司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应遵循安全性、保密性和稳定性原则，加强风险管理，完善内控系统，确保交易安全、信息安全和资金安全。
其三，规制互联网金融交易行为 互联网金融活动最大的特点是小额、分散，天生离不开众多主体的相互作用。互联网保险业务由保监会负责监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互联网金融是传统金融功能在与新兴的ICT技术叠加与嬗变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新型金融模式，它能够以便捷、低成本、高效率方式服务于互联网生态，既包括传统实体经济，又涵盖互联网制造、互联网贸易、互联网生活等新兴领域，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不同互联网金融业态之间的边界流动性空前增强，金融功能的实现主体也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一个金融机构承担多种金融功能，也可能多个金融机构承担一种金融功能。上海市金融办地方金融处处长许耀武认为，基于信息产业革命、互联网+和金融业改革开放加快的背景，我们呼唤体现互联网精神的互联网金融，即用户中心、数据驱动。
参见连玉明主编：《DT时代：从互联网+到大数据×》，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232页。诸如借贷平台上的资金在金融市场上大量囤积、循环利用，而不流入实体经济，这不仅无益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而且其高利率积聚着极高的金融风险。2、要认识到金融监管部门同样存在利益，也存在屁股决定脑袋的激励约束问题。
惟有从机制设计入手，合理界定机构设置、权力和责任，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改变与突破。由于地方金融办缺乏明确的法律地位、权利与责任界定，对于很多金融问题不敢管、不愿管。图1：改革后的英国金融监管框架 图2：改革后的美国金融监管框架 图3：作为超级监管者的美联储 央行的主导地位是由其最后贷款人的职能决定的，一旦金融机构倒闭，最终还是需要央行出手。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金融监管改革着墨不多，落实金融监管改革措施和稳健标准，完善监管协调机制，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
同时，应尽可能多地引入外部专家参与，进行充分的讨论和交锋，阳光是最好的警察。2015年的人造牛市和随后令人惊愕的救市，更令国际投资者对中国金融监管能力产生质疑。
资产证券化是一个典型案例。3、金融消费者保护缺位：随着理财产品等金融创新的加快，各类金融消费纠纷急剧增加。2015年以来，金融风险急剧增加。例如，如果云南省金融办事先具备明确的监管角色，泛亚交易所危机就不致于发展到如此规模。
这些金融风险的显露，有些是经济转型中海水退潮的结果，但也有很多问题源于不合理的金融监管体制。监管放松、监管空白和监管套利愈演愈烈，甚至出现监管竞次（race to the bottom）——各国监管机构竞相降低监管要求以追求本国金融机构的相对竞争优势。第二，应授权地方金融办在中央层面未明确监管的情况下，对本地的创新金融/类金融实施必要的监管，从而为中央层面的监管积累地方实践经验。英国于1997年成立大一统的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被视为面向21世纪的监管，但谁也没料到在2010年FSA就被宣布解散。
这些做法都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截至目前，中国的金融监管部门既没有稳定而清晰的目标，也缺乏对法治的尊重和坚守。
股票市场人造泡沫崩盘、汇市动荡、以泛亚交易所和e租宝为代表的影子银行风险爆发、银行坏帐激增，引起中央高度警觉。6、借鉴吸收欧美国家金融监管改革经验：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不可能关起门来搞金融。
连证监会原常务副主席李剑阁也忍不住吐槽：如果监管部门的人才危机不解决，中国股市的危机还会一波一波的到来。例如，《证券法》修订组组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认为，证券就是收益的凭证，代表了一定的财产权益，可以均分、转让或者交易。各类理财、基金、投资爆发，进入资产管理时代。不仅如此，一些地方金融办把发展地方金融作为重要任务，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利益冲突。这一改革主要面临两大陷阱：一是缺乏清晰的理念指引，陷入技术性修补和争论，最终的改革缺乏前瞻性、全局性。7、管制与监管的认知误区：长期以来，由于强烈的风险厌恶倾向，中国一直对金融领域实行高度管制，充满了父爱主义色彩。
如果没有强有力措施，不下大的决心，不清理财务不健康问题，不引入市场经济规律，银行体系将很难存续。在日益固化的利益格局面前，靠加强监管协调是苍白无力的。
合理的部门目标设定与激励机制是确保监管部门正确作为的关键，激励搞错了，再优秀的人才、再多的呼吁都无济于事。例如备受关注的云南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之所以能发展到如此规模，与云南官方的支持和背书是分不开的。
但对如何变革却存在众多争议，其中既有理念的差异也有利益的杯葛。三会的领导直接来自于金融机构，不可避免存在监管者俘获（regulatory capture）的现象，很难为了保护消费者而对金融机构严加看管。
中国在推动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同时，不应再重复美国的监管教训。双重监管当然增加成本，但这是防范系统性风险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此外也包括信托、租赁、小额贷款、财务公司等持牌机构。目前各地纷纷设立地方金融办（局），但由于缺乏法律支撑，地方金融办的角色一直处于尴尬、模糊与游移状态。
仅在单个领域推进某项改革往往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反过来也会影响这项改革的可行性、可信度。4、设立中国金融消费保护局：金融创新越复杂，金融消费者相对于金融机构的弱势就越明显，消费者保护就越重要。
但正如泛亚事件所揭示的，在对地方金融办赋权的同时，必须警惕地方政府发展金融与监管金融的利益冲突。中财办主任刘鹤在对美国两次大危机的反思中指出：在两次危机形成过程中，监管上奉行轻触式监管，认为最少的监管是最好的监管。
这一问题靠局部的手术难奏其效。当然，一旦出台全国性的监管规定，地方金融办应服从全国规定。
在机构监管模式下，一些新的金融业态出现，令监管层手足无措。但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在简政放权主旋律的影响下，监管部门又出现了该管的问题不敢管的倾向。3、没有完美的机制设计，也没有一劳永逸的机制，必须与时俱进，不断检讨。3）央行主要负责货币政策制定，基本不承担监管职能。
例如，p2p最近几年爆炸式增长，但监管层用了很长时间才明确应该由银监会监管，但至今管理办法尚未落地，这是导致该领域劣币驱逐良币的关键原因。要避免改革陷入利益的纷争，作为拍板者的顶层政治家应该具有正确的理念和专业的理解。
刘鹤指出：金融监管要长牙齿，不能只说不做。主要依据有四点：投资人有投资回报预期。
市场化、混业化、国际化，既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内在需要，也是当今世界金融发展的国际趋势。由金监会主席协调各部门的难度大大小于协调三会的难度。
